在成長的過程中，爸爸的事給我最大的影響是對政府、對警察的討厭和緊張 （張炎憲／攝）

　　我是傅麗燕，1949年出生。我爸爸傅煒亮因為白色恐怖案件被槍決，三叔傅偉奇被判刑五年。

　　爸爸在1950年底被掠，當時我剛出生沒多久，1951年12月他就被槍決。在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知道爸爸的事情，那時伯父、伯母、叔叔、嬸嬸、姑姑彼此都會談起，我對爸爸的認識就從他們口中一點一滴累積起來。

　　爸爸是一個有理想的年輕人，在台大念機械系時，受到一位新竹縣立中學老師黎子松的影響，第一次接觸到社會主義，後來還在新竹開書店。爸媽結婚兩、三年，只生我一個孩子。媽媽是新竹人，大爸爸三歲，因為她的弟弟是爸爸的同學緣故，兩人從認識、戀愛到結婚，非常相愛，婚後媽媽也在書店幫忙。

　　爸爸被抓，是媽媽去通報的，整個情形我不太清楚，只知道那時新竹憲兵隊隊長是一位外省人，他和爸爸是好朋友，常來我們家，表面上和爸爸是好朋友，實際上應該是偷偷注意爸爸的舉止。那時媽媽可能誤聽他的勸告，認為爸爸是共產黨，以為先去通報，可以讓爸爸沒事。爸媽的感情那麼好，她不可能害他的，她的用意應該只是要讓爸爸稍微驚嚇、有所警惕，卻萬萬沒想到，爸爸最後竟然被捕，甚至被槍決。後來這份報案獎金，聽說還被這位憲兵隊隊長領走。

　　家族裡大家都說是媽媽去通報的，三叔是受害者也這麼說，可以想見大家對媽媽的不諒解。媽媽為什麼要去報？我不敢問，她今年七十六歲了，對她來說，那是一生很難平復的傷口、一輩子的內疚，因為她的無知，害死了她最愛的丈夫，弄得家破人亡。

　　判決書上說，媽媽是因為爸爸和裡面一位女職員很親密，受了她的影響才去通報。事實上，這位女職員事後也沒有判刑或感化。其實如何，我亦不清楚。

　　媽媽後來再嫁，是新竹的名人劉玉英介紹，嫁給一位姓周的外省人，育有一子一女。媽媽再婚，我想那是不得已，帶有政治意味的。以當時那種情況下，我們的家人怎麼可能再讓她繼續住下去。這位周伯伯是作特務的，腦筋秀逗得很嚴重，整天疑神疑鬼，坐火車不能喝水，說裡面是無味無色的毒藥；明明要去台北，他會跟你說他要去桃園。他對我媽媽也無所謂好壞，有一次我去看我媽媽，看到他突然發神經拿起刀子指著我媽媽說：「你為什麼要害我，你弄什麼給我喝，我剛才喝了頭暈暈」之類。他們結婚十幾年，他就過世，對我媽媽來說，這也是一個解脫。

　　我們傅家，以前是大家族，住在新竹市西門街。阿公傅順南是老代書，在新竹很有名，年輕時就出去流浪遊玩，經常不在家。阿媽是北門街台聲電器行老老闆陳福生的妹妹，從小家境非常好。她是個很堅強的女性，對爸爸的事，絕口都不講。聽叔叔們說，她以前從來不拜神的，受到爸爸被槍決的刺激，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開始四處拜拜，學佛念經，漸漸開始識字。

　　我們的家族成員都很優秀，爸爸和叔叔們都很會讀書，可能是家庭的關係，哥哥弟弟會互相影響。三叔被抓前就讀台中農學院森林系一年級，如果沒被關，現在他一定會更好。四叔從小給別人，雖然書讀得不高，自修後現在是專業翻譯。五叔傅偉勳是台大哲學系教授，從小讀書都第一名，一直到讀高中，爸爸發生事情後，承受的精神壓力很大，連續兩年成績都要補考。大學時，五叔原本想去念航海，眼睛視力不通過，才去念哲學。他之所以會念哲學，和爸爸的事也有關係，在那個年代，念哲學是比較沒有禍害的。五叔出國讀書時還需要一大堆教授幫他作保，政府才肯放他出去。他在前幾年得癌症過世了。

　　媽媽再嫁後，我和阿媽、三叔一起生活。三叔坐牢五年回來，家道已經中落，沒錢了。因為爸爸的事，家裡花了很多錢去賄賂那些特務，那些人想盡辦法騙我們的錢，我們大筆錢砸進去，一點用都沒有。三叔大約在我讀小學二、三年級時回來，後來我就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他給我的啟蒙教育很好，在人格修養上，給我很好的榜樣。他被抓前還在讀大學，回來後，國民黨長期跟監，讓他沒辦法再復學，只有接替我阿公的藥房生意。我念完新竹女中，再念淡江大學法文系，一直到我念大學，三叔才搬離新竹，到台北定居。

　　我知道三叔很冤枉，他在什麼都不知情的情況下，買一個收音機給爸爸，才被抓去關。三叔的個性，一直到現在還不敢談這件事，他只是強調這是一個冤獄，要保密局或軍法處公布實際的史料。我們也不忍問他太多，畢竟這是他的一個傷口，再去刺傷，只有加深他的痛楚。以前只要他到我家聊天，聊著聊著就趕緊跑去將窗戶關起來，他說外面有人在偷聽。這種煎熬，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接受的，他們這種情形是我們不曾遭遇過，也體會不出的。我曾經聽過有些受難者提起當年的刑求，我的感受是：如果一個人連指甲都被整個拔起，我想你是不可能再有多大的勇氣去反抗當權者。害怕和恐懼，是人的本能。

　　這種恐懼不單單是受難者本身，甚至影響下一代。三叔的女兒，嫁給美國人，她先生告訴過我，在他們剛開始交往時，在車上只要談到政治議題，我堂妹就將收音機轉的很大聲，我妹婿只覺得這個女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因為他爸爸這個政治案件，所以她會害怕。

　　相比較之下，我就幸運多了。叔叔們儘量不對我提起這些過去，他們知道，讓我瞭解越多，我會越憎恨這個政府，那只會對我帶來更大的傷害。爸爸已經不在，媽媽也改嫁了，他們只想更疼我，給我更大的空間，讓我在沒有壓力下成長。我姑姑、叔叔們，就連我伯母都對我很好，大家共同出錢供我讀書，讓我在那個時代還能夠自由自在，隨自己的興趣發展去念淡江大學法文系。三十年前，一個學期的學費就要六千多，當時一棟房子才十幾萬。我大學畢業後就結婚，和我先生一起在新竹從事西藥批發工作，育有兩個兒子、一個乾女兒，我給他們相當大的思考空間，我也要讓他們快快樂樂成長。

　　在成長過程中，爸爸的事帶給我最大的影嚮是對政府、對警察的討厭和緊張。到現在還是一樣，只要看到警察就想罵。這無形中會養成我一種憤世嫉俗的個性。

　　警察的討厭，就在於他不管什麼時候，都會來家裡查戶口。一直到婚後，警察兩、三個月還是會來一趟，很頻繁。無聊時，還會叫我寫一些報告，我先生還曾經為這種事跟他們吵架。後來有一次，我無意中看到警察手上的資料，上面清清楚楚記載關於我爸爸以及我的背景資料。我瞭解警察也很無奈，也要交差，只是他們的態度可以友善一點，不需要把我們當壞人看待。這種情形持續到解嚴後，才沒有。

　　像這種政治案件，很多國家都發生過，要走真正民主的路，總會遇到這樣的事，無可避免。只是我們必須要去教育下一代，去教他們學習尊重別人、尊重生命，台灣這點就很失敗。最可惡的是政府不承認錯誤，一個不承認錯誤的統治者，它所給的歷史絕對是扭曲和不真實，扭曲的歷史不如不要讀。歷史是錯是對、是好是壞，讓閱讀者、讓後人去判斷，但是就是不能說謊話。

傅煒亮在獄中隨身保存女兒傅麗燕3個月大的照片。 （傅麗燕女士／提供）

　　文獻上說我爸爸是個社會主義者，在我的看法裡，爸爸是一個充滿浪漫、愛國思想的「大白癡」。我不是不認同他的想法，但是他應該用更聰明的方式，而不是白白去送死。這五十年我們得到什麼，反而讓台灣損失一大批菁英，害一大群善良無辜憨直的台灣人家破人亡，讓我失去我的爸爸。在我心目中，我的爸爸一直是浪漫、偉大的，他在獄中託人畫一張很可愛的圖，類似聖誕節雪人的一個全家福，指名要送給我。那是他知道自己就要「再見」了，特別留給我的。我將永遠珍藏它。

1951年12月傅煒亮在軍法處託人所畫的雪人圖，指名要送給女兒傅麗燕。 （傅麗燕女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