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梅調電影的回顧

葉龍彥

一、前言

  在多次的訪談電影耆老後,都會發現黃梅調電影,特別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凌波、樂蒂主演)一片造成有史以來的票房大轟動,即使在新竹市、竹東鎮也不例外,令老影迷津津回味,此為本文撰述的動機。 回顧那段黃梅調流行史,便知道流行就是盲目的一窩蜂趕時髦。一九五八年香港邵氏公司1出品的《貂嬋》,在亞洲影展中獲得最佳導演、編劇、女主角、音樂、剪接等五項最佳大獎,黃梅調電影鵲起,從此開拓古裝黃梅調電影的新紀元。就在《貂嬋》輸入台灣後,立即引起台灣觀眾的迴響,尤其是一九六三年,《梁山伯與祝英台》更是風靡全島。影響所及,當年台灣的大街小巷,一時男女老少都會哼一聲「你是個大笨牛」、「呆頭鵝」及「下一句」、「朽木不可雕也」……而且連看數遍的影迷比比皆是,使得香港人笑稱台北是「狂人城」,甚且在主角凌波訪台時,造成萬人空巷的瘋狂場面,其瘋迷程度更被擬為「強烈颱風」。於是,電影業眼明手快地又一窩蜂趕拍黃梅調電影。

二、黃梅調電影的起源

   黃梅調原是採茶戲,起於中國河北、安徽、江西三省毗鄰地區以黃梅採茶調為主的民間歌舞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其中一支東移到以安徽懷寧為中心的安慶地區,用當地語言歌唱,被稱為懷腔或懷調,這就是今日黃梅戲的前身。

  黃梅戲的發展大致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十八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從歌舞發展成兩小戲和三小戲,後又吸收當地流行的一種叫「羅漢樁」的說唱藝術,並受青陽腔和彈腔(指徽調)的影響,產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戲。第二階段是從二十世紀初到一九四九年底大陸淪陷之前,黃梅戲逐漸職業化,並從農村草坪走上城市舞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安慶地區出現了比較固定的班底,如懷寧縣的白雲芳班、望江縣的合意堂,於是一批演唱黃梅戲的農民和手工業勞動者也逐漸成為職業戲曲藝人。黃梅戲進城後,受到京劇和其他劇種的影響,從而移植、編排了一批新劇目,其中有連台本戲《文素臣》、《華麗緣》、《安碧緣》、《蜜蜂記》等;在音樂方面,個別演員對傳統唱腔也進行一些改革,像丁永泉對《遊春》中的唱腔並取消幫腔,試用京胡伴奏;在表演方面,也因與京劇同台而逐漸有所豐富和提高。 黃梅戲的第三階段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黃梅戲迅速發展,從流行於安慶一隅的民間小戲而成為安徽的地方大戲。一九五三年中共成立安徽省黃梅戲劇團後,在老藝人和新文藝工作者的合作下,先後整理改編了黃梅戲劇本《打豬草》、《夫妻觀燈》、《推車趕會》、《天仙配》、《女駙馬》、《羅帕記》、《穆桂英》等都是傳統劇目;也編演了神話劇《牛郎織女》及現代戲《春暖花開》、《小店春草》等等。在音樂方面,則增強了平詞唱腔的表現力,突破了某些花腔劇目專用的限制,更吸收了民歌和其他音樂成分,創造出與傳統唱腔相協調的新腔。在表演方面,已建立載歌載舞的特色,繼承了富有生活氣息的傳統表演,同時通過新戲的排演和影片的拍攝,吸收了其他表演藝術之長,提高表現力,其中《天仙配》、《女駙馬》、《牛郎織女》、《小店春早》等已拍成電影,並且在香港九龍地區受到觀眾的喜愛,票房節節高升。

  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國的古裝黃梅調電影《天仙配》在九龍上映時,十分轟動,一個月天天滿座。當時,正在邵氏公司拍製《丹鳳街》的導演李翰祥2,有一天在戲院發現一個怪現象:「一到歌唱的時候,音樂過門一回,銀幕下的很多觀眾也低聲的跟著電影中的嚴鳳英和王少舫一齊哼哼。」李翰祥便以此為理由說服了「滿腦子古裝戲不賣錢」的老闆邵人,投資籌拍古裝片《貂嬋》,就這樣時機已經來臨,「掀起香港電影近二十年的黃梅調浪潮。」3而我政府立場從一九五○年起即歡迎香港電影來台放映,以配合拉攏香港右派(自由人士)電影人才的反共國策,所以,黃梅調電影便聲勢浩大的由香港傳入台灣。 另一原因是,黃梅調延續了五、六○年代的歌唱片、歌舞片風潮。一九五四年新華公司推出《桃花江》歌唱片,捧紅了鍾情,進而大量製作歌唱片,像《葡萄仙子》(一九五五年)、《風雨桃花村》(一九五七年)、《多情的野貓》(一九五八年)、《銀海星歌》(一九五八年)、《特別快車》、《郎如春日風》(一九五九年)等。歌舞片由《曼波女郎》(一九五六年)肇端,以後《龍翔鳳舞》、《三星伴月》、《雲裳艷后》、《千嬌百媚》、《鶯歌燕舞》、《教我如何不想他》、《花團錦簇》(一九六二年)、《萬花迎春》(一九六三年)等都是模仿好萊塢式的豪華歌舞片。一九六八年後,邵氏公司請日本導演井上梅次拍製《香江花月夜》、《花月良宵》、《釣金龜》等豪華歌舞片,創造另一高潮。可見,歌唱片、歌舞片不僅影響到黃梅調片的流行,也與黃梅調片相呼應,風行了十餘年。

  於是,黃梅調電影先由大陸來到香港,香港流行後再輸入台灣,在台灣更為瘋迷,一時之間,靡靡之音彌漫在反共復國的寶島上。

三、《梁山伯與祝英台》旋風

  《貂嬋》榮獲一九五八年亞洲影展最佳導演等五大獎後,在台北市的票房記錄也榮登榜首,可見黃梅調電影一進入台灣,便立即轟動開來。邵氏公司李翰祥意氣風發,一九五九年導拍的《江山美人》也在台北市榮獲最高票房記錄。同年他又拍了《兒女英雄傳》及《倩女幽魂》,越拍越盛,一九六一年拍《楊貴妃》,次年又拍《武則天》及《王昭君》等,其作品在歷屆金馬獎影展中頻頻得獎。

  風氣一開,香港的電懋公司也展開歷史古裝片的競拍,但電懋準備拍攝的《武則天》和《楊貴妃》因為落後而宣佈放棄。後來的《寶蓮燈》和《啼笑姻緣》便因而鬧出雙包案,使得邵氏和電懋兩大公司競爭更趨激烈。一九六三年嚴俊離開邵氏公司,自組金龍公司,進而和電懋公司合作拍製《梁山伯與祝英台》,等到電影開拍,沒想到邵氏立刻請李翰祥趕拍《梁山伯與祝英台》(樂蒂與凌波主演),並且動員全公司的人力物力5,日夜趕工,使得電懋金龍公司處處落後,最後邵氏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以下簡稱《梁》片)搶先於四月二十四日在台北市上映,終於為台灣造成一股黃梅調的旋風。

  邵氏《梁》片參加第十屆(一九六三年)亞洲影展,獲得四項金禾獎(最佳藝術指導、最佳彩色攝影、最佳錄音、最佳音樂),名氣大增;同時參加第二屆金馬獎(一九六三年)獲得六項大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剪輯、最佳音樂、凌波最佳演員特別獎,聲勢高漲,尤其是凌波演技佳,神韻脫俗,受到台灣觀眾的瘋狂崇拜,其原因是:1.她不做作、不誇張,一切自然恰當,2.言談舉止、歌唱表情,全自內心流露,有感情也有個性,3.她的養女身世深得台灣觀眾的同情。 這一年的四月二十四日,《梁》片在台北市遠東、中國、國都戲院首映,便立即轟動開來,連續賣座六十二天,共售出七十二萬多張票,戲院門前人氣旺盛,而且到各地戲院輪映,都造成空前未有的盛況,扶老攜幼全家上戲院的很普遍,也有不少人連看數遍,仍意猶未盡。《梁》片不僅深受當時士農工商各階層人士的喜愛,而且地無分內外,人不分老少都受凌波瘋迷。十月三十日她到台灣為蔣介石總統祝壽,車隊所到之處,擠滿人山人海,紛紛亂亂,口口聲聲的呼喚凌波,人潮擠來擠去,把影迷也擠到抱著電線桿狂叫,其盛況猶勝過任何一國元首蒞台,而且黃梅調「遠山含笑」更是唱遍了台灣各個角落,使得香港人譏稱台北是「狂人城」。

  《梁》片轟動的原因是:a.梁祝是家喻戶曉的民間傳奇故事,凌波反串梁山伯,揭發真實世界中曖昧性的戲劇性心理,具有反叛舊道德的意味;b.黃梅調通俗易懂,作曲家周藍萍(湖南人)有創作天份,「遠山含笑」人人能唱,其過去創作的「高山青」、「綠島小夜曲」已經成為台灣民謠。影評人老沙站在片商立場的分析是:a.故事通俗熟悉;b.唱片普遍,聽了還要去看;c.凌波演出可愛,尤其太太小姐們都著了迷;d.放在中國和國都戲院放映,加入國片連線;e.當時日片很少,愛看日片者選擇國片來看。 在台灣電影史上,《梁》片在台灣的票房記錄,觀影人數,以及偶像崇拜的瘋狂程度,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地步,已經成為絕響。6其實,《梁》片只不過是通俗電影,而廣播電台的播放黃梅調歌曲,亦有鼓動風潮之功,此亦可印證台灣廣播業正是黃金時代。當然,國民黨來台後強迫推行國語政策,十分成功,才能讓本省人輕易地愛看黃梅調電影。

   黃梅調電影流行後,邵氏與國泰(電懋)在香港的電影市場競爭中,越來越激烈,邵氏公司的李翰祥便成為爭奪的焦點之一。當時的李翰祥因《梁》片(一九六三年)的大賣座而顯赫一時,但由於邵氏公司未能及時安撫李翰祥,致使李翰祥在「國」泰與台灣的代理公司「聯」邦之策應下,出走來到台灣另設「國聯」影業公司,並即開拍黃梅調電影《七仙女》。7 《梁》片轟動後,香港的邵氏、電懋和台灣的國聯等公司,便紛紛競拍此類的古裝片。出品有《七仙女》(一九六四年邵氏)、《花木蘭》、《雙鳳奇緣》(一九六四年邵氏)、《西廂記》(邵氏)、《新陳三五娘》(邵氏)、《寶蓮燈》、《狀元及第》、《血手印》(一九六四年邵氏)、《鎖麟囊》(一九六四年電懋)、《金玉奴》(一九六四年電懋)、《賣油郎獨占花魁女》(一九六四年電懋)、《喬太守亂點鴛鴦譜》、《趙五娘》、《花田錯》、《秦香蓮》、《萬古流芳》、《閻惜姣》、《蝴蝶香》、《女秀才》(邵氏)、《魚美人》(一九六四年邵氏)、《三更冤》等片,8影迷大都沒注意是那家公司的出品,只是搶著先看上映的片子。而這些古裝片均取材於中國民間故事,一旦流傳到台灣,自然使那些離鄉已二十年的外省人,得以宣洩鄉愁;也讓受大中國文化教育的本省人,有一份神祕的嚮往。 當然,帶動此一黃梅調電影風潮的是李翰祥,他畢業於國立北平藝專的繪畫系,早年深受故都北京文風的薰陶,所以他具有文人畫般的思古幽情,像他拍的《倩女幽魂》(一九五九年),劇中棋琴書畫兼修的女鬼和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收賬書生、詩情畫意,在恐怖中自然泛現著一股幽邈深遠的思古幽情。而《貂嬋》、《江山美人》、《倩女幽魂》、《楊貴妃》、《武則天》、《王昭君》、《梁祝》等的故事取材深入人心,尤其是從佈景、道具、服裝到擺飾,精雕細琢,從而表現出金碧輝煌的中國幻想。

  從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五年每年都有他的作品進入台灣十大賣座影片的金榜,其中《楊貴妃》、《梁祝》、《狀元及第》及《西施》等均高居當年的冠軍,尤以《梁祝》受到狂熱的崇拜。聰明的李翰祥利用梁祝風潮,到台灣建立國聯公司,是國民政府所樂見的,畢竟籠絡香港自由影人也是反共鬥爭中的重要政策。李翰祥到台灣進而運用台灣的黨政關係,在負債纍纍中繼續拍製空前大場面的《西施》(由台灣省政府的台影公司投資),最後由國民黨中央協調菲律賓華僑莊清泉收拾殘局。當然,李翰祥的國聯公司在台五年(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七年)引入邵氏製片概念,生產十九部電影,給台灣電影界帶來一陣旋風,而且香港部份片商將資金移到台灣,使得自由影業的中心一時由香港轉移至台灣來,這應歸因於黃梅調《梁》所帶來的旋風。

四、黃梅調電影的沒落及其影響

  「梁祝」故事早在十九世紀便流傳於台灣民間,歌仔戲興起後,也常常有《梁祝》戲劇的演出。一九六三年四月《梁》片在台北市轟動後,台語電影界也立即推出台語黃梅調的《梁》片來搶生意,但一週後,台語《梁》片便告下片。 其實,黃梅調古裝片拍多了,觀眾自然久看生膩,何況歌唱太多,使電影情節緩慢,毫無戲劇性,漸漸乏人問津。而且邵氏老闆邵人早已明白黃梅調泛濫了必然沒落,於是邵氏公司從一九六六年又開創武俠片世紀的起始。 討論黃梅調電影的影響,應從《貂嬋》(一九五八年邵氏出品)談起,其經《江山美人》、《楊貴妃》等片的增張氣勢,而在《梁》片(一九六三年)達到高潮,可見觀眾的社會心理是逐漸匯聚形成的。就歌唱部份來看,香港歌唱片、歌舞片在五、六○年代已形成風潮,尤其是本土台語片從一九五六年流行以來,每片都有主題曲及插曲共三首以上,甚至於流行台語明星巡迴登台演唱造勢,形成台灣是一個喜歡唱歌的地方,何況在政治高壓統治下,唱歌也是一項苦悶的發洩。所以,一旦另一勾起傳統中國之不同旋律的黃梅調傳入台灣後,也立即風行在「人人會說國語」的寶島上,尤以「遠山含笑」(梁片主題曲)幾乎人人傳唱,也因此促成台灣唱片業的更加蓬勃發展起來。

  其次,《梁》片的瘋狂改變了許多觀眾只看西片不看國片的趨勢,重組了台灣電影發行與映演系統,使國語片院線一條變成三條,第三年再變成六條,一時使得國語片戲院佔台北市戲院的百分之八十;當然,「健康寫實」電影也有推波助瀾之功。不過,認真追究起來,最先是「聯邦影業公司」(夏維堂、沙榮峰、張九蔭、張陶然合股)成立後,開始建立國片基本院線,先與台北市新世界、美都麗、明星、寶宮等戲院簽下長期合同。再與金山、僑聲、大中華、大同、復興、國都、兒童等戲院簽約,成為國片第一院線。再向基隆、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七縣市簽訂基本戲院合約,並與台北聯線跑片,而於一九五七年相繼組成全省院線,形成國片全島發行網,從此使國片在台灣有基本的生機,因為在過去,幾乎沒有幾家戲院願意固定排檔國片上映。

  最嚴重而立即的影響是,這股黃梅調風潮引起黨政當局的恐慌,因為拍攝黃梅調電影的邵氏、電懋等公司,大都抄襲中國大陸的戲曲片,即如《梁》片與一九五四年上海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桑弧、黃沙導演)舊片幾近神似。在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間邵氏的《寶蓮燈》、《武松》皆因落入中共纂改地方戲曲的主題,含有共產毒素,足以瓦解戰時的民心士氣為由而遭到禁演或修剪的命運。10此亦為國民黨黨營「中影」提出健康寫實影片製作路線的背景之一;「健康寫實電影」即是在於對此一黃梅調狂熱的一種反動,此種反動具有兩種意義∣∣一是在電影市場上與黃梅調電影做出一種市場區隔的策略,以搶攻非黃梅調市場的觀眾,是屬於經驗方面的考量;另一是屬於政治方面的顧慮,由於黃梅調電影源於中國大陸,富有思想統戰色彩,深為台灣當局所戒慎恐懼,加上黃梅調電影宣洩了許多由一九四九年前後遷移至台灣居住人士的懷鄉情懷,國民黨當局豈容許此種靡靡之音的楚歌,瓦解戡亂時期的戰鬥意志。

  如果從社會心理來看,此又有另一番意義,觀眾在沉醉於黃梅調世界時,不免想像美麗的中國,幻想在鐵幕中的家園,二十年來的鄉愁便在靡靡之音中宣洩,而當走出戲院時,那份傳統中國的夢幻是那麼遙遠疏離,而眼前的台灣才是實在的,所以當健康寫實電影下的台灣農村呈現出來時,觀眾的另一種反動投射便交叉浮現,畢竟在台灣生活了二十餘年,台灣才是真正美麗而溫馨的「自由中國」,另一方面卻激起本土文化工作者的鄉土意識,等於預示七○年代鄉土文學運動的必然到來。

  最特別的是,凌波因演《梁祝》而走紅,她是台灣電影史上紅得最快、最亮的明星。影迷們對「梁兄哥」的喜愛幾乎是不可思議的,有人為了凌波而看幾十遍的《梁》片,還有人把該片縮成八厘米片在家堣悀悛Y賞不厭。《梁祝》的歌聲更唱遍了大街小巷,不少三歲小孩都能從頭唱到尾。唱片商固然家家賺錢,出版商除了各種凌波特輯畫輯賺錢外,據說凡是用凌波做封面的雜誌,都特別暢銷。凌波在影迷心目中是一個聖潔的純情的偶像,如果有人批評凌波準會挨罵,據說某報刊登「凌波生過孩子」的消息時,不少影迷即登門要求代她更正。12不過,紅牌明星也有苦惱,影迷愛之過甚適足以害她,因為鋒芒太露,同輩明星都不肯替她配戲而成光桿牡丹,像《花木蘭》就是,停拍的《七仙女》更是如此,而且電影公司對她反串的劇本選擇就受了限制。 黃梅調電影在台灣流行了六、七年,便沉寂下來,沒想到十年後,由於《新紅樓夢》(凌波、周芝明主演,金漢導演;一九七七年)與《金玉良緣紅樓夢》(林青霞、張艾嘉主演,李翰祥導演,一九七七年)鬧雙包案互相對台,從而再度掀起後期黃梅調片熱潮。繼之而起的是《新西廂記》(楊麗花、翁倩玉主演,廖祥雄導演,一九七八年),雖然賣座不惡,但是聲勢已大不如前,其片數更不足以形成風潮,彷彿一切都已成為過去。


1 邵氏是電影世家,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創辦天一影業公司,主持人邵醉翁派其弟邵逸夫及仁枚赴南洋發展影業,二十年後在星馬一帶立下基礎。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邵人在香港成立邵氏父子公司,邵逸夫與邵仁枚在星馬成立邵氏兄弟公司。兩公司互相合作,邵氏父子公司經營電影院,並發行中外影片。一九五七年邵氏兄弟到香港並在九龍清水灣投資興建「邵氏影城」。當時正逢「電懋公司」的盛時,邵逸夫乃立即在香港成立「邵氏兄弟公司」,從編導、演員、技術等三方面提高素質,他亦主持製片業務,大投資拍攝彩色古裝片《江山美人》,從而穩定了邵氏的基礎。  

 「國際電影懋業公司」是星加坡華僑陸運濤所經營的「國泰機構」所屬,一九五○年在香港立「國際影片發行公司」專門選購香港國語、粵語片,並已支持嚴俊的「國泰電影製片公司」拍片《菊子姑娘》等。一九五六年陸運濤擴大成立「國際電影懋業公司」,以雄厚資金建立片廠及明星制度,並將一九五二年創刊的《國際電影》雜誌從一九五五年十月起改在香港出版,月銷十萬份,成為五、六○年代台灣一般家庭女性的重要讀物。「電懋」從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總共出品一百部,與李祖永的「永華公司」同樣地有貢獻於香港電影發展的基礎。但自一九五七年邵逸夫來香港後,「邵氏」與「電懋」開始相互對峙競爭。一九六四年陸運濤等來台參加第十屆亞洲影展,不幸發生空難,「電懋」從此步入下坡,一九七一年停止拍片。  

 此時,邵氏製片經理鄒文懷離去,自組「嘉禾公司」,七○年代中期連續利用功夫明星李小龍及成龍的魅力,使「嘉禾」成為「邵氏」的最大勁敵,並擴充業務至日本及歐美,晉升東南亞影業新盟主。

2 〈丹鳳街的青年導演–從磨練中站起來的李翰祥〉,《聯合報》45年5月27日六版,藝文天地。

3 李翰祥:《影海生涯》,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頁409∼410。

4 蔡國榮:〈近三十年來中國電影的四十個風潮〉,《電影評論》,第八期(69年12月),頁70∼71。

5 李翰祥領導王十一、蕭銅、宋存壽、王月汀等人組成編劇小組,並請朱牧、田豐、胡金銓、劉賜士、宋存壽等人擔任協導,以半個多月時間殺青。

6 劉現成:〈台灣電影發展史上的絕響–談《梁山伯與祝英台》的社會意義〉,《電影欣賞》,71期(1994年9月),頁69。

7 焦雄屏:《改變歷史的五年》,台北萬象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頁17∼18。

8 李祐寧:〈中國電影七十年〉,《電影評論》,第三期(67年6月),頁136。

9《自由青年》,354期(53年1月16日),頁23。此一項事實,可以由《七仙女》兩部對台競映,造成國片界繼《梁祝》後又一高潮,於是開始有「讀者影評」光遠發表〈看《七仙女》有感〉。

10 吳若芷:《中國電影檢查問題的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66年),頁70∼71。

11 劉現成:〈六○年代台灣健康寫實影片之社會歷史分析〉,《電影欣賞》,72期(1994年11月),頁48∼58。

12 黃仁:〈影迷心目中的凌波〉,《自由青年》349期(52年11月1日),頁22,影劇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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